生产的大发展，反映出消费的需求在增大，如《膳夫经手录》所载:“今关西、山东、闾阎村落皆吃之，累日不食犹得， 不得一日无茶”。说明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，都已嗜茶成俗，而西北及中原地区不产茶，因而南方茶的生产和全国茶叶贸易就空前地发展起来了。

　　根据《膳夫经手录》的记载，可以画出一张当时的茶叶产销表。

　　由于茶叶的利润很可观，引发了许多人都来种茶卖茶。《膳夫经手录》中还记述到:“元和(806—820)以前，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，是以蒙顶前后之人，竟栽茶以规厚利。不数十年间，遂斯安草市，岁出千万斤”。

　　全国在此时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茶叶贸易集散地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有“老大嫁作商人妇，商人重利轻别离。前月浮梁买茶去，去来江口守空船”的诗句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也有“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，税十五余万贯”的记载。都证明了浮梁(即今江西景德镇)是当时东南的最大茶叶集散地。

　　唐代茶叶贸易的极大发展，有力地带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，同时也带动了茶叶制作技术和品质的大幅提高。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的入贡，突出表明了当时的最高水平。

　　我国贡茶的历史很早，但专门设立采造宫廷用茶的贡焙，规定贡焙首批贡茶必须在每年清明皇室祭祀前送到，还是在唐代中期开始的。原先的湖州长城(今长兴)和常州义兴(今宜兴)贡焙，只是一般的贡茶制作场所。后来，由于陆羽的推荐，试贡后受到皇帝的喜好，因此，成为定制，制茶技术在此间也产生了很大的飞跃。

　　到了贞元(785—805)以后，单单长兴一个地方，每年采造就要“役工三万人”，历经一个月时间。此地不但茶叶质量很好，而且数量也很大，并且在客观上推动了全国茶叶的发展。

　　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，使唐代茶叶市场平添了许多活跃的气氛，如封演所著的《封氏闻见记》中载:“自邹、齐、沧、棣渐至京邑城市，多开店铺，煎茶卖之”。北方茶饮，在大街上随处可见，南方的茶叶市场更加热火朝天。在江河要道上由茶叶运输而形成的茶埠等水陆码头，也如雨后春笋地发达起来。

　　唐代晚期，我国茶叶南北贸易，分江东和华中两路进行。东路江西、浙江、江苏和安徽一带的茶叶，主要通过长江和淮河、泗水等转由运河直接运销今苏北、皖北和河南各地。华中荆、襄、鄂、岳诸州，就近由长江北面各水系直接运销或经由河南转运各地。

　　唐代的边茶贸易也很兴盛。李肇的《唐国史补》中，就记载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饮茶的一则典型事例。

　　唐时各地和一些少数民族，风俗均以茶叶为贵。有一次，唐朝的使者到吐蕃，在烹茶帐中，吐蕃的赞普问他在煮什么? 他故弄玄虚地说，这是“涤烦疗渴”的所谓茶也。赞普说:“我亦有此”， 便拿出来一一指给使者看，这其中就有寿州、顾渚、蕲门、昌明、 湖等地所产的许多名茶。

　　自中唐以后，饮茶之风大行于西北塞外，因此，当地的牧民便驱赶着良种骏马，到内地来进行茶叶交换。后来又通过使者和商人，进一步扩大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“茶马交易”。